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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两条腿走路

发布时间 :  2013-11-22 15:16      人民网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拿出三段文字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被各界广泛认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的亮点之一。如何理解这一政策表述,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带着这一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胡鞍钢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同时还明确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为什么中国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呢?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特别是就业人口多,为此中国的发展压力大,特别是就业压力大。2012年,中国总人口为13 .5亿人,比美国多出10亿人,占世界总量比重已经低于20%,但是中国就业人口为7.67亿人,比美国多出6亿人,占世界总量比重却在四分之一左右。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创新多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胡鞍钢表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根据《共同纲领》有五种经济成分,这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经济方针政策就是“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当说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方针,五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各不相同,其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在1949年占95.5%,即使到了1953年,仍然占94.1%。这是典型的混合经济时代。

  在“一化三改”之后,中国农村经过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绝大多数农民就成为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中国城市的多种经济成分经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公私合营等,形成两类所有制经济,即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个体劳动者和私营劳动者的所占比例极低。这一情形持续了20年。

  1978年之后,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存转型,从两种经济成分向多种经济成分转型。到目前,根据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相互参股、联合生产组建的企业,中国城镇逐步形成了至少十一种经济成分,这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个体工商户以及未被统计的非正规就业或自雇者,也包括艺术家、演员、导游等。其中,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最多,2012年达到7557万人,其次是国有单位为6839万人,个体工商户居第三位为5643万人,有限责任公司为3787万人,它们分别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20 .4%、18 .4%、15.2%、10.2%。与1978年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分别占 城 镇 就 业 人 数 比 重 的7 8 .3 %和21.5%,而个体工商户仅有0.16%。

  这表明城镇已经由两种经济成分转变为十一种经济成分,如果考虑到大量无法登记注册的农民工,那么就是至少十二种经济成分。此外,在农村形成三种主要经济成分,一是自雇农民,二是私营企业,三 是 个 体 工 商 户 , 他 们 分 别 占 农 村83.1%、9.4%、7.5%。由此可知,中国城乡呈现多种经济成分,正是中国国情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决定,就业形式越多样、越灵活,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越有可能、越多,这是因为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用人成本,他们都会比较理性的选择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也正因为此,就业是当今世界最大难题,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如此,中国能够解决当今世界最大难题,为世界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创造就业,这也因为是中国成功创造就业的奥秘所在。

胡鞍钢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性选择,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党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创新之点。这就需要在新的起点,新的发展水平上,采取有效的新方法来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共同纲领》所提出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有历史借鉴和历史传承的,这就是不同所有制经济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发挥其所长,形象地讲就是要鼓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大中型企业和小企业、微型企业、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要兼顾,劳动者和企业家、就业者和创业家要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这就体现了中国博大的和合治理思想,形象得讲就是,用两条腿走路比只用一条腿走路要好得多,快得多,这是因为任何一类企业发展都会产生外部性,任何一类企业都依赖于其他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这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和共赢的共生共荣关系。

  正是在这种多元化差异性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中,就需要创新微观机制,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根据互利的原则相互投资,加强合作,战略联盟,共同协作。这些我们所鼓励的合作形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条件下,它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用两分法区分纯粹的国有企业或私人企业。因此这些企业的类型区分将会越来越模糊,这就需要我们从微观视角淡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所有制特征。为此今年九月初,我在审议三中全会征求意见稿时提出,今后应当主动淡化不同所有制企业,强化优秀与劣质企业、好的企业与坏的企业,守法企业与违法企业,贡献大的企业与污染大的企业,创新型的企业和假冒伪劣的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无竞争力的企业之分,依法淘汰那些违法企业,不仅要设立企业黑名单,还应当建立企业光荣榜制,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光荣榜,成为优秀的企业,好的企业,守法的企业,贡献大的企业。”胡鞍钢说。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会产生她的民族英雄;每一个伟大的时代总会产生这一时代特征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是民族的最优秀代表,时代的最突出的特征。我们正处在激动人心的伟大时代,即中国迅速崛起、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也是民族英雄辈出的时代。”他说,我把海尔集团称之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民族英雄”。在今天中国大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企业家的汪洋大海,已经有一千四百万多的实有注册企业,我们估计这个数量在十年之后还会翻一番,甚至三倍。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中国需要更多的民族英雄,也一定会是一个企业家英雄辈出,层出不穷的时代。(记者 方烨)

 
[责任编辑 :  韩丽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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