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一家餐馆打工的河南省淮阳县农民崔振中，最近因患急性肠胃炎，打针治疗花了900多元钱，相当于他打工20天的所得。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自己在家乡参加了新农合，但一家人目前都在北京打工，享受新农合政策优惠存在实际困难。

    “北京的医疗费特别贵，但是按规定，在北京住院后花费800元以上部分才能按30%的比例报销，门诊一律不报销。且不说报销手续麻烦，报销比例也太低了。新农合对我们外出打工者来说，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崔振中说。

    新农合试点县市目前多实行“原籍参合、原籍报销”的办法，即外出农民工要在户口所在地参加、享受补偿。农民工普遍反映说，不参加新农合，享受不到优惠政策、住院不能报销是损失；参加新农合，减免几个钱，但算下来还不够往返办理转诊、报销的盘缠和误工费。

    在原籍参加新农合难以享受到政策优惠，而在输入地又很难获得当地的医疗保障。据了解，在有“流动人口输入大省”之称的浙江，目前只有义乌等个别地方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参加当地的新农合。

    举家从贵州都匀来江苏高淳县打工十余年的农民工刘昌志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一家人愿意参加新农合，但是家乡直到现在还没有启动这项工作，而江苏这边参合又必需本地户籍，由于全家人的户籍未办理迁移，所以造成参合一事两边都“落了空”。

    城市就诊费用高、补偿比例偏低等因素的存在，造成了新农合制度对外出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由此也增加了政府的筹资难度。

    河南信阳是劳务输出大市，全市653万农村人口中，外出务工农民有229万人。尽管2006年信阳市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已经有117万人，但是外出务工农民参合率却一直较低。

    山西省工会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省农民工中只有少数在老家参加了新农合，而且普遍认为患病后回当地报销存在诸多不便，造成积极性不高。

    在劳务输出人数较多的山西省忻州市，随着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户口在农村而人在城区的现象很常见。据当地河曲县卫生部门统计，全县农村中的“人户分离”户占到总户数的12%，这些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常年不在家，不仅造成新农合筹资工作难度加大，也直接影响到了全县农民的参合率。

    解决好外出务工人员受益难、参合率低的问题，对保障新农合基金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山西省卫生厅合作医疗办公室负责人认为，新农合是建立在集合大量人数、分散风险的机制之上的，青壮年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将是决定这项制度成败的关键。而到外地务工的农民，恰恰就是这部分群体。

    另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我国正处于农民劳动力转移相对集中的时期，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目前已近2亿人。江苏省卫生厅基妇处副处长姜仑认为，形势要求我国应尽快建立适应这部分流动人口现实需求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使新农合真正惠及这部分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难以享受到新农合的优惠，而在务工地更难享受到城镇医疗保障。据山西省工会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农民工对用人单位是否给自己上医疗保险基本无暇顾及，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自己能否足额拿到工资。调查表明，2004年山西省城镇就业农民工中享有医保者占其总人数约13%，2005年太原市就业农民工参加医保的仅为5.88%。

    为解决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近年来一些农民工输入地已经开始一些尝试和探索。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新农合办公室主任何建国告诉本刊记者，惠山区有22万外来人口，当地政府对其实行分类医保，少数有固定工作、被长期聘用的农民工，要求企业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医保；另外八成没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可在惠山报名参合并享受补偿，但前提是要比当地参合农民每年多交15元钱，即相当于自己拿出了新农合的区级财政补助部分。

    相对于无锡惠山来讲，南京市栖霞区虽然也允许外来农民工在栖霞参合，但“门槛”更高。按照栖霞新农合有关政策规定，外地农民工不仅要交齐个人筹资部分的每年40元资金，还要比栖霞本地参合农民每年多交112元，这意味着他们没能像本地参合农民一样，享受到政府对参合户的补助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