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城市化任重道远

    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1世纪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两件大事———这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院一位教授在中国发出的感慨。这种感慨很快得到了印证。近日，中国与印度的权威部门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显示，按国际通行标准，印度的农村人口已超过中国。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全球人口的一半是农村人口，而中印农村人口加起来又占了全球农村人口的近一半。由此可见，农村问题是亚洲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亚洲发展现代化就要走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以“工”促“农”，逐渐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其中又伴随着很多深刻、复杂的问题。从农村人口的角度看，中印两国既面临着世界上最大的挑战，也面对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印度学者冷静看待“质”与“量”的关系

    对于印度农民，《环球时报》记者通过采访有了直观的认识。他叫多姆，太阳已经把土地晒得发烫了，他才顶着箩筐出现在田间，之后开始拔间种在小麦垄里的油菜。由于降雨多少对收成影响很大，因此当地农民在播种小麦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撒上一些油菜籽，这样即使收不了小麦也还可以收获别的。为了养活一大家人，多姆从同村的地主那里租了5英亩耕地。多姆的妻子干完家里的活，带着午饭和16岁的女儿也来帮忙。汗水浸透了她们的纱丽。女儿很早就辍学帮助父母干活了。当地女人比男人更能吃苦耐劳，但是收入却比男人少。如果是为地主家干活，男人一天可以挣25卢比，女人只能挣12卢比，工钱相当于印度大城市私家车交纳的一次停车费。拔完油菜后，多姆一家人开始割小麦。一把镰刀三个人轮流用，所以一个人干活时，总有另外两个人站着，给人一种闲散的感觉。多姆出生在一个低种姓家庭，他认为这种等级制度不合理，但是又认为这种等级制度如自己的肤色一样难以改变。这种意识使他缺少奋斗的动力。他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在湿婆神面前祈祷，在自我否定中生活着。他的所有努力并不是为了这个现实世界，而在于来世。多姆和妻女在田间忙碌的时候，地主赶了过来，目的是先估算一下产量，以免在分粮食时吃亏。过了一段时间，妻子和女儿先回家做饭去了，两个人的头上各顶着一大捆草，多姆则眯起眼睛看着远方。

    多姆也许意识不到，他们这个群体直接决定着印度的未来。印度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印度农村人口在总人口11.12亿中依然占到72％，农村人口达到8亿。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字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也就是说截至2006年底，中国大陆的农村人口为7．37亿。对此，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宏观经济室副主任李国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按照人口实际居住地的标准来统计的。如果生活在农村6个月以上就算农村人口，生活在城镇6个月以上就算城镇人口，因此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就算在城镇人口中。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按人口实际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标准，这也是世界上比较通用的标准。如果按照原来的农村户口标准，我国的农村人口则有9亿。

    对此，尼赫鲁大学农村问题专家古普塔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印度农村经济的失败以及城市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大量的农村穷人拥入大城市。但没有任何知识和技术的农民工很快便沦为城市贫民窟的居民，而不是过上体面生活的市民。”他认为，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能光看农村人口减少，也不能只看农民变成市民，更重要的是要看进了城的农民是否切实过上和市民同等质量的生活，享受同等地位的福利。中国的‘三农’问题突出需要解决的不是转化农村人口的问题，而是城乡差距的问题，是要解决逾亿进城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城市化步伐加快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显然，印度还远远没有走到这一步，区区400万进城农民工与中国一亿几千万进城农民工根本无法同日而语，但必须指出的是，印度作为一个与中国极其相似的人口大国，迟早要走这一步”。德里大学农村发展问题专家阿南德对本报记者说，中国农村人口少于印度，归功于中国农业政策的成功。从上世纪开始，中国不断进行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而印度一直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印度农村2.4％的大地主占有耕地的22.8％，占农村人口74.5％的农民是少地、无地者。这是造成印度广大农民生活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因为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不能支配土地资源”。印度的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35倍，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两倍，但印度农民的生活水平比中国农民低很大一截。

    相比之下，中国仍任重道远

    拿中印农村人口进行比较，并不是要说明中印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要说明中印这两个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怎样的差距。

    在亚洲，日本和韩国基本上解决了农村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山下先生说，中国农民收入低是阻碍中国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年日本之所以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经济跃进，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大大增强，农村对汽车的购买量也大大超过了城市，农民对三种“神器”即冰箱、电视、洗衣机的大量需求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而中国的农民数量虽然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多，但是购买力还不到四成。所以中国要想继续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朝日新闻》10月19日从另一个角度报道称，由于中国农村富裕阶层的人数增加，导致市场需要大量建筑材料。为此，中国的金属需求量将维持10年以上。而韩国的《朝鲜日报》则在同一天报道说，由于中国农村人手不足，导致人工费急剧上升，结果中国产黄豆价格高涨，韩国食用油销售价格平均提高了7.9％，这也是导致世界通货膨胀的一个潜在原因。

    在欧洲，“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如今，英国的农业大幅萎缩，但政府却越来越重视。对于农业大国中国，英国人有自己的看法。10月2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为《中国奇迹的根源》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在于其广阔的农村的经济成就，中国贫困人口减少最快的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的前5年，90年代农村发展的停滞则迫使大量农民到城市里寻找工作。英国《卫报》和《经济学家》等媒体称，与英国农村的经济现状相比，中国农村的社会化网络建设还显得薄弱。公共医疗和教育设施的稀缺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虽然中国政府在乡村道路、电网搭建上进展很快，但是农村的社会医疗、中小学教师人才的短缺一直是导致经济失衡、人员外流的主要原因。《金融时报》不无担忧地说，农村打工者的孩子如果受不到良好教育，“中国可能产生新一代未受教育的人口”。其实，英国两个世纪前就遭遇过同样的问题。在工业化社会，曾经在农村居住的人们纷纷拥入城市寻找新的生活机会，这不仅让农村经济停顿，更让农村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也陷入瘫痪。到了20世纪中期，英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通过政府机构搬迁到城乡结合地带、减免税收等多种方式来平衡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才让如今的英国人根本感觉不到城乡差别，甚至有更多的人愿意居住在乡村。

    数字背后既有成绩也有问题

    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引起世界的关注，是因为它是中国这艘大船驶向何处的关键因素。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宏观经济室李国祥副主任说，从1998年到现在，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每年都在以1到1.5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45％－46％。国际上把城镇化水平达到35％－50％这个阶段视为加速阶段。在加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不稳定性。大多数农民工在城镇没有住房，没有被纳入到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镇生存很难，很多人过几年或老了以后还会回到农村，这是中国劳动力转移的两栖性，也是中国的特点。而在那些土地私有化的国家，农民没有土地，一旦转移到城镇以后就很难回到农村生活。

    谈到中国农村在世界上的地位，李国祥说，从贫困程度来看，目前世界上吃不饱饭的人口有8亿多，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我国有2000多万。这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来说，是很不错的成绩。由于我国人口多、地域大，因此我国的农村市场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市场，吸引了不少外国公司，但我国农村人口收入水平不高，国外贵的东西买不起，所以市场需求不足，现阶段外资想在中国农村市场获得高收益还不现实，拉动农村消费也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中国可谓首屈一指。我国的大部分农产品产量如粮食、油等都占世界的前3位，还有很多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一旦我国的农产品减产或者发生变化，对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本报驻印度特派记者：任彦 本报驻日本、英国特约记者：孙秀萍 纪双城 本报记者：张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