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个丰收年。朱其山的家里，收回来的大苞米堆满了院子。

    朱其山今年73岁，德惠市达家沟镇十二马架子村土生土长的农民。从13岁开始，种地便成了他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0年来，不断收获喜怒哀乐。他更愿种苞米，不断刷新公顷单产纪录，2006年单产达到了1.3万公斤，“今年的收成更好。”还有一项纪录他津津乐道，“最多时种了40多公顷。包地，雇工，租农机，忙得不亦乐乎。”这是他苞米人生的又一巅峰。

    苞米带给他精神上的满足，也给了他殷实的回报。他的5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婚嫁，都得益于土地，“尤其是儿子，哪个不得花四五万。”而在30年前，这一切他想都不敢想。

    和其他农民一样，朱其山的生活拐点出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1978年底至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四川农民率先实行改革，他也开始躁动。“那时我是生产队干部，我多次提出包干，但总是有人反对。于是我就想办法找良种，尝试各种办法增产。”作为一位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打粮。1982年，他终于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地。

    有了地以后，朱其山想到哪就可以做到哪。自己这点地不够种就出去包，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也种过大豆、谷子、高粱等作物。农龄到了60年，他想的却不是退休，“今年只种了3公顷。现在的地不好包了。”

    改革开放不只是给了农民立命之本，还带来了现代农业的飞跃发展。朱其山心里有本账：改革开放前，用了30年时间增产不过1000公斤，后30年则增产1.1万公斤。

    “现在有上百个苞米良种供农民选择，而且每年都有新品种推出。”包产到户的初期，朱其山用的是“老了瘪”，随后便改用“147”、“151”，使单产达到5000公斤。1986年他又引种“中单2”、“101”，又增产2500公斤，到了2001年，他用“屯育2”、“铁单10”，单产达到1万公斤。

    “现在讲科学种田，讲测土配方施肥。”朱其山说自己赶上了好时候，他的地里有灭茬机，连灭带搅一次成垄；也有播种机，实现了精播种，“连追肥都是机械化，可以深施肥。”

    增产必然增收，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生活越来越充实。 宫庆波 本报记者 王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