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融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水平和家世都非常优秀的人，按理说应该最有条件获得成功，但过强的功名心和不得法的为政方式却让他不得不咽下失败的苦涩——本来想要取得引人瞩目的政绩，留下的却是一连串的不成功。

　　俗话说，人的名，树的影，为官一任，想要有所建树有所政绩，非但无可厚非，还应大加鼓励，毕竟有雄心有抱负总要比暮气沉沉，只知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好。但问题是，如果只有追求政绩的热情，却缺乏正确的心态和方法，就难免会把路走偏了，把经念歪了，出现像苻融这样南辕北辙的结果。

　　那么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才是正确的呢？还是让我们从苻融所犯的错误说起。所谓“为政好新奇”，说白了就是试图迅速在政事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存在，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其渊源和背景的，都要尊重其历史，都要从事情的主要矛盾着手。在封建社会，领导的作用可不仅仅是提出一项决定，更重要的是要让这项决定有实施的可能性，同样也必须保证这项决定执行到位。由于苻融的功利心太强，使得其新奇之举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不从实际问题出发，可想而知，操作性不可能强得了，更别谈如何贯彻落实。这样的结果非但无法保证领导的决定有效施行，更会改变既有成型的工作模式，系统将陷入无所适从的混乱中。“贵苛察”问题更大。有效的察举是保证吏治清廉、行政高效的有效办法，但过犹不及，如果是“苛察”，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就如同雍正特别喜欢监视和控制臣子，连头天晚上大臣玩马吊掉了哪张牌都知道，说明领导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完全集中在这些细节上，大的、原则性的、提纲挈领的东西反而被忽略掉。举例来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是立意，是主题，而不是细抠哪个地方究竟应该用逗号还是句号——只要文章有见地，有文采，立意高远，就算个别标点符号用得值得商榷，也瑕不掩瑜；但哪怕标点符号用的再精准，文章本身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恐怕这样的作品是不值一读的。不客气地说，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做法，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芝麻。申绍劝苻融宽和为政，正是对“好新奇”和“贵苛察”的矫正，即尊重执政规律，保持行政体系的平稳和效率。

　　有人可能要问，像苻融那样乱点鸳鸯谱不对，为政是不是就应该“萧规曹随”，毫无改变地因袭呢？此言谬也。要知道，为政的目标决定了为政的手段，政绩只不过是为政目标的表现，其实质则在于老百姓得到了怎样的实惠，对政权是否拥护。所以汉文帝和汉景帝以宽和无为实现天下大治，诸葛亮和王猛则通过重整纲纪、加强法制予民以利。双方的为政手段截然相反，但为政目标是一致的，也都达到了百姓安居乐业、国富民强的效果。曹参之所以对萧何的政策毫无改变，原因就在于萧何制定的政策正是解决西汉初年民生凋敝问题的良方，当时对曹参来说，如何执行萧何的政策，才是为政的关键。简言之，曹参的无为，就是最大最有效的作为，他的举措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民的福祉。

　　所以作为领导者，为政目标是根本，为政方式则是实现目标的途径。这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以民生为本，然后找到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经济，还是保障平安，诸如此类等等——然后以此为路径，把事情做好。当然，如何做事情也是一门学问，也需要用心学习掌握。让我们听听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的一番高见，或许会有所启迪。郎教授在上海电视台做的一档节目中指出，政府的功用就是首先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设施便利，还是法制良好？是地处枢纽，还是文化氛围浓厚？在找到自身核心竞争力后，以此为着力点，打造富有自身特点的服务平台——为企业服务，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保证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良性互动。郎教授举例指出，如果要建造东方硅谷，最重要的不是盖几栋建筑——这项工作企业会去做——而是要考虑到，吸引到的高科技人才的子女上学问题如何解决，企业税收如何优惠？可见，为政态度要端正，提高为政的水平和能力同样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