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依据所谓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把工业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在工业化的初期，消费品部门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霍夫曼系数约为5±1.5；随着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出现，劳动力和机械需求不断增加，资本品工业部门的扩张速度相对加快，霍夫曼系数下降为2.5±1；发展到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部门继续增长，规模迅速扩大，与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处于平衡状态，霍夫曼系数达到1±0.5；在工业化的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其规模大于消费品生产规模，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

　　实际上，霍夫曼定理的经济背景、理论前提、基本内容、适用范围及其客观条件等与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状相去甚远，其普遍适用性已经受到了强烈的撼动。不顾客观现实条件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片面地将霍夫曼定理的资本品工业部门引申为重化工业而大加倡导，这样可能会遭遇客观经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与排斥，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害。人类进入20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因素的地位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次科技革命对整个世界的面貌产生了惊人的影响，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发展形成了较强的约束。人类正直面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威胁。资源与环境因素在制定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时的影响系数已经越来越大。

　　尽管霍夫曼理论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工业化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但是，也正是由于霍夫曼定理历史视角的局限性，使这一理论的普适性大为降低，它对后起的新兴工业国、新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以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吸取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教训，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对传统工业化道路作的一个重大改进，是对工业化模式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化带动的，在消耗较少资源、带来较少环境污染条件下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并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的工业化。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发展重化工业不可取代的背景模式，而重化工业必须坚持以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要求作为其绩效评价的衡量标准。

　　为了推进新兴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我们必须加快技术进步、推动制度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实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

　　技术进步早已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生因素，依靠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重要的战略选择。在我国发展重化工业，首先遭遇到的将是资源与环境的约束，那么要减少资源使用、降低污染排放量就必须发挥科学技术的改进、改造功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开发替代能源，推广清洁能源。特别是要强调信息技术在重化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过程多方位的渗透作用，要改变其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分工协作方式，提高重化工业部门内部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标准化，使其增长方式由速度型、粗放型向效益型、集约型转变。在重化工业的投入、生产以及产出等环节中加大信息、知识和科技这些“软”要素、“轻型”要素的比重，使重工业中“轻型”成分增加，实现轻型化。

　　制度创新和变革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推进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主要动力。对于实现新型工业化，最重要的制度是工业化的制度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又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国民经济发展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的高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内部、产业部门间以及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重化工业不仅应该注意到重化工业与第二产业中的其他部门的协调，而且还要注意与第二产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协调起来。第三产业与重化工业的关系通常会被对立起来，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随着重化工业的不断发展，将引起对就业和再就业培训、职业介绍、信息服务、中介服务、交通服务等第三产业部门需求增大；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又会对重化工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科技产业部门的不断建立和发展，对于促进重化工业积极作用的发挥是有相当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