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与吉大物理系

“战略科学家”朱光亚

■　夏明星　　

　　2004年12月，有一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他就是朱光亚：
　　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看望了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对朱光亚长期以来为中国科技事业、国防建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赞扬朱光亚等老一辈科学家的高风亮节，并就科技工作和科学事业发展等问题，听取了朱光亚的意见和建议；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朱光亚院士科技思想座谈会暨“朱光亚星”命名仪式，并和朱光亚亲切交谈、合影留念……
　　一时间，“我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党和国家的瑰宝”朱光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一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祖籍湖北汉阳。幼年时，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到汉口。1931年起，他先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夏，在侵华日军逼近大武汉之际，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迁到四川境内，先后在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就读。在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时间里，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1夏，朱光亚从重庆南开中学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这所学校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课程和学科前沿的介绍，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由于朱光亚的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他背着中央大学负责人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到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就读。从大学二年级起，朱光亚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大学时期，他扎实的理论知识，出色的研究能力，严谨稳健的学风，深受吴大猷等老师们的赏识，并和吴大猷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感情。多年后，朱光亚仍记忆犹新：“那时候，吴大猷先生的夫人病得很重。他一面照顾夫人，一面给我们讲课。我常到他的家里去听课，有时还背着师母去医院看病。那时候，哪有什么‘的士’？抗战时期，连黄包车也没有。再说，住的也是在昆明的郊区。那时候的师生，就像一家人，我也常在吴大猷老师家吃饭。我是穷学生，吴老师知道。”在西南联合大学，校歌里“中兴业，须人杰”的歌词也深深地激励着朱光亚，促使他树立为国家中兴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1945年夏，随着两颗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彻底结束。这时，正值朱光亚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助教，成为一位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震惊了全世界，也震动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了扩大军事实力和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蒋氏指示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中国也要做原子弹，为什么中国不做呢？俞找来三位科学家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对他们说：蒋主席指示搞原子弹，你们要什么给什么，房子、地、钱，要什么都给！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说：现在不缺这个，最缺的是人才，缺制造原子弹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化学家。于是，有5位青年科学家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到美国专门学习与原子弹有关的知识。这5位青年科学家是学物理的朱光亚、李政道，学数学的孙本旺，学化学的唐敖庆、王瑞先。
　　1946年初，朱光亚等5位青年人在曾昭伦、华罗庚、吴大猷三位先生的带领下，坐美国的军舰从上海出发赴美深造。同年夏，他们一行赴美后很快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这个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旧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时开玩笑说：“当初蒋介石派的5个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1946年9月，朱光亚随吴大猷先生去密歇根大学，在该校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很快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学科里留下了中国人的足迹。1949年秋，他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二
　　
　　1950年春，建国伊始，报国心切的朱光亚就从美国回到北京，投入到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1950年4月，朱光亚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把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物理学的年轻一代。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朱光亚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说明朱光亚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
　　1952年春，由于曾在美国生活过，朱光亚被选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秘书处当了一名翻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1952年底，由于美方拖延谈判，他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新建的物理系任教。年轻有为的朱光亚胸怀壮志，投入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的创建事业中，由普通教师成长为物理系教研室主任。
　　1953年春，朱光亚刚到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时，二十几位教师面对几百名学生，要开设三个年级的几十门课程。在承担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朱光亚主讲三门大课：一年级的力学、热学，三年级的原子物理学。他不仅主讲大课，而且躬亲习题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平时测验、期末考试等各个教学环节，他还印制了“答疑卡片”，学生可以把问题写在卡片上，交由老师作书面回答。中国地质大学张昌达教授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做学生时，朱光亚在原子物理学课上给他做的书面“答疑卡片”。在朱光亚忘我奉献精神的感染下，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的创业者们个个意气昂扬，为创建国内第一流的物理系而夙兴夜寐。
　　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创建伊始，朱光亚就引导教师开展学术研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主要是进行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根据现存的朱光亚的教学手稿记载，1953年主讲力学课程时，从10月16日至12月31日，在短短的两个半月之内，朱光亚就亲自主持召开了7次教材研究会，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物理系创建之初，他就确立了举行科学报告会的制度，每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关于教学方法，朱光亚特别强调启发式教学，在课程讲授上，为物理系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在1953年11月6日教材研究会的记录中，朱光亚亲笔写道：“分清离心力与惯性离心力，实例有：车上的泥，伞上的水滴，火车轨道（弯道处）倾斜。离心节速器可以考虑表演给同学看。同时注意尽量联系本国、本地实际。”
　　聆听过朱光亚讲课的人都记忆犹新，他讲课思路明晰，条理性强，概念透彻，鞭辟入里，板书工整飘洒，成为教师的楷模。朱光亚在理论课讲授中还运用演示实验教学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创建之初，师资奇缺，青年教师有的刚刚毕业，有的是从其他院校学生中提前抽调来的，基础有待提高。对此，朱光亚让他们边补习四大力学、外语，边辅导普通物理课，通过教学实践提高自己。要求辅导教师随学生听大课，每次讲授大课之后，朱光亚亲自讲授一个班的习题课，给青年辅导教师作示范；辅导教师讲授习题课之前，必须写出习题课的讲稿，并由朱光亚亲自审定。现存的1954年习题课讲稿中，清晰地记载着“审定者朱光亚”的亲笔签字，对讲稿所作的补充、修改和对讲授提出的建议，记录了朱光亚培养青年教师的心血。在他的培养下，当年的辅导教师早已成为博士生导师、教授或学院的院长。
　　

　　

　　在朱光亚领导下，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的教学以要求严格而闻名。朱光亚的学生丁肇中教授回忆说：“我们的实验训练是很严格的，上实验课都是老师看着你做，若做得不好，必须登记重新做。有一次，我的实验数据丢失了，只好重做一遍。”
　　春华秋实，在朱光亚治学精神的感召下，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和后来的吉林大学物理学院先后为国家培养出近万名毕业生，许多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学术带头人或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物理学院的毕业生中已有5人成为中科院院士，其中陈佳洱、宋家澍、王世绩都是朱光亚亲自教过的学生。
　　
　　三
　　
　　1955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一年，朱光亚被召唤回北京大学，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历任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今技术物理系）副主任。这批毕业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纷纷成为我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1956年4月，朱光亚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得到祖国和人民的认可，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春，朱光亚调任核工业部（后称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二研究室副主任，参与创建核工业，研制核武器。当时，我国的研制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外援来自苏联，包括实验设备、核工业设施的建设和科技人员的培训等，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两座实验设备就是按照协议由苏联援助建造的。期间，朱光亚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影响甚大的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1959年夏，苏联撕毁协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我国决定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进行原子弹研制工作。同年秋，经钱三强先生提名推荐，朱光亚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年仅35岁。
　　为什么会选朱光亚呢？
　　朱光亚的同学李政道是这样认为的：他善于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善于在复杂的局面中抓住关键，善于综合大家的各种建议形成正确意见，善于引导大家沿着正确的方向推动科学技术稳步、快速、创新发展，是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1983年，钱三强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文章中，专门举了当年推荐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的例子，透露了当年推荐朱光亚的理由：“第一，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既与年长的科学家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后来，钱先生评价说：“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作出了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在科学技术方面，朱光亚对这项研究负全面责任，他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1960年初，在朱光亚建议下，王淦昌、彭桓武以及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郭永怀等三位著名科学家被选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同时，他还报请中央批准，从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地区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中级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一时间，核武器研究所人才济济，使核武器研制队伍得到充实和配套，从组织上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1960年10月，经朱光亚提议，核武器研究所调整机构，成立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放射化学、金属物理、自动控制、弹体弹道等研究室和一个加工车间，在北京因陋就简地开展研究工作。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四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
　　
　　四
　　
　　1962年9月，根据当时核武器研究、试验、核材料生产等已取得的进展，以及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和核爆试验场建设等状况，二机部部长刘杰与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等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这就是著名的“两年规划”。就在9月，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前一文件是阶段性总结分析报告，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和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后一指导性文件是对下一步工作的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进行，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它不但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提前了，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试验项目，用来监测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是当时我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两年规划”上报并经中央审议批准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有关部门、地区大力协同。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同时明确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那天晚些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周总理向大家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场欢呼。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向人大常委会第127次会议宣布这一特大喜讯时，大家热泪盈眶，长时间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庆祝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欢呼中国人民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
　　早在1963年9月，聂荣臻元帅在听取二机部领导刘杰等人汇报时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主要发展方向。1964年2月，聂帅进一步指示：两弹结合，即把原子弹装到导弹头上，成为导弹核武器的核试验，应在不妨碍当前任务的前提下妥善安排。在朱光亚等人的努力下，中国人一步接一步地实现了原子弹研制“三级跳”计划：1965年5月，塔爆原子弹试验成功半年后，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枚机载核航弹；1966年10月，成功试射了第一枚载带核弹头的导弹，其发展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1964年2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改为第九研究院，即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朱光亚担任副院长，直到1970年6月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五
　　
　　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精心安排下，氢弹的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1964年5月、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曾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问题：“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在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也提到氢弹研制能否加快一些，并要求二机部就核武器发展作出全面规划。1965年2月，经反复研究后，二机部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快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提出一方面要抓紧原子弹武器化工作，装备部队；另一方面要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向战略核武器的高级阶段发展。周总理主持“专委”审议并原则同意二机部的规划安排。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1964年10月，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后，核武器研究所抽出部分理论研究人员全面开展氢弹的研究。1965年初，原子能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合并，共同攻关氢弹。在朱光亚、彭桓武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理论研究人员和有关专家，经过认真总结分析，制定了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朱光亚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科研人员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方案。1965年9月底，在朱光亚支持下，于敏等人带领科研人员前往上海，利用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J-501计算机，进行了大量计算和数值模拟结果的理论分析。经过近三个月的持续努力，于敏一行终于找到了造成自持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所在，探索到了氢弹原理。
　　

　　

　　1966年12月28日，在我国热核武器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氢弹原理塔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百万吨级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按其原理试验的年、月间隔比较，美国是7年3个月，英国是4年7个月，法国是8年6个月，苏联是6年3个月。中国从1964年10月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集中氢弹攻关力量，只用了2年2个月，于1966年底就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氢弹也要快”的要求。随后，朱光亚又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如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及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争分夺秒实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朱光亚还做了一件特殊的工作……
　　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准备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试条约》），该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这就是说，美、英、苏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他们的核武器，而中国为建立自己的核力量将开始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却是不符合此条约规定的，因而是不允许的。很显然，他们想扼制中国的核试验。当时，美国出席莫斯科会谈的代表曾公开称：这次三国所以能够达成协议，是因为“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在条约即将签订前，周恩来总理派二机部刘杰部长找科技人员讨论并征求意见，为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提供资料，并且一定要在7月23日条约签订前拿出来。朱光亚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组织人员查阅资料、进行讨论，自己连夜起草，及时提供了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提纲，向三国严正指出：外国通过签订条约企图捆住中国人民的手脚，办不到。
　　地下核试验虽然技术上更复杂，但也难不倒中国人。在抓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工作、继续完成空投核航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朱光亚又开辟了一条战线——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1966年5月，他和同事曾计划进行一次平洞方式地下核试验，后因故暂停了一段时间。核试验从天上转入地下，实际上是核武器研究发展客观需要决定的。用平洞或竖井方式进行地下核试验，一是可以靠近核装置进行精确的物理诊断，这对于研究核爆炸过程，用试验数据验证理论设计、校正数值模拟的方法和参数都十分有利；二是可避免放射性沉降造成大范围的环境污染。此外，大气层核试验形成的放射性烟云飘出国境后，国外仍可能收集到样品进行分析，从而对核弹的装料、性能作出一定判断，不利于保密。地下核试验能提供的仅是地震信号，国外只能从其震级对核弹的爆炸当量作出粗略判断。1969年9月23日，在朱光亚的挂帅领导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中国“两弹”技术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从大的方面讲，是因为国家最高层的果断决策、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因为全国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集中使用和大力协作；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因为组织了一支很了不起的科学家团队，是他们完成了“两弹”科学技术的攻关。这支科学家团队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其中包含了朱光亚在内的许多杰出的科学家。
　　邓小平曾说过，“两弹一星”“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不但为保卫国家安全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开始从落后走向强盛、走向复兴，这是所有炎黄子孙的荣耀与骄傲。而这一切，都和朱光亚的努力分不开。
　　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在当代科技界也应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中国科技界难得的优秀领袖人才，朱光亚十分精心地组织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黄祖洽、陆祖荫等成千上万的祖国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两弹”研制。在两弹的研制中，朱光亚是“科技众帅之帅”。
　　在朱光亚取得的成绩面前，师友、领导赞不绝口：钱三强称赞他是“有本事的人”；王淦昌先生称赞他“真了不起”；彭桓武称赞他“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程开甲称赞他“深思熟虑，把握航道”；他的上级领导刘杰、李觉则说他是“杰出的科技帅才”……
　　
　　七
　　
　　1970年6月，年近六旬的朱光亚穿上军装，成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时，朱光亚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目光始终盯着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他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密切注意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在负责核技术研究工作的同时，他参与组织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筹建、核燃料的生产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为核能技术的和平利用和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后称院士）。
　　1982年至1991年，朱光亚历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技委”）副主任、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参与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潜心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为中国国防尖端技术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朱光亚的杰出成就，他于1985年、1988年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并获1996年度“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
　　1994年3月，朱光亚被补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工程院院长兼党组书记，1998年5月卸任。
　　1995年10月起，朱光亚出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次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作为“功成名不就”之人，他一直保持着低调做人的本色。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其中朱光亚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他审批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回忆史料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字里行间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不谈自己。朱光亚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在文章中，他特别提到的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何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文光等科技专家的功勋。1996年10月，朱光亚获得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100万元港币奖金。颁奖当天，他就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全部奖金捐助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
　　1998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大会选举那天，出席会议的近2000名全国政协委员，有96%投了朱光亚的票，选举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经常说：“过奖了。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23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江泽民主席把奖章挂在了朱光亚的胸前。
　　年逾古稀的朱光亚依然精明干练，劲头不减当年。目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的他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继续为自己钟爱的科技事业呕心沥血。

来源：文史月刊　　　　发布日期： 2007年03月15日

（责任编辑：刘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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