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7月22日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已累计完成32553亿元，增收7606亿元，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30.5％。（7月23日《国际金融报》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和国务院经济决策部门的官员密集到沿海地区进行调研。一个原因是，今年四五月以来，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面积之大，下滑之快，让人们轻易就得出判断，当下所发生的经营困难不是个别企业的经营不善所致，不是微观经济的问题，而是受到国内外环境变化影响的整体性问题，是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因此，可以预见，政府的宏观政策会发生调整，以优化这些中小企业的环境，应对全球经济的恶性变化。

如果局限于国内因素，那么，中小企业对宏观政策有双重的需求：一个是放松货币政策，让企业更容易地、成本更低廉地得到贷款。另一个是减轻负担，不仅地方政府的收费要减，而且税收也应有所调低。不过，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物价政策结合度和关联度太高，在国际热钱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如此之大的当下，货币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物价、股市的动作难以预料。因此，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至少在今年可能性并不大。因此，财政政策即税收的调整倒是一个可选项，而在企业经营不顺的当下，减税应该成为可能。

问题在于,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级官员都不习惯于减税。建国以来，我们的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因此，各级政府都致力于增加税收，形成一种制度上和行政的刚性——税收只能增而不能减。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功力，让我们累积了相当强的财富生产能力，累积了相当强的税收贡献能力，我们早已走出财政赤贫的困境。去年，中国GDP为世界第四位，而财政收入为5万亿，超过日本和德国居世界第二位。近些年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也一直超过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就已经达到3.2万亿，全年突破6万亿大关问题不大。在企业经营饱受压力，步步艰难的时候，如果还是抱住增加税收不放的话，任何理由似乎都不充分。

更为重要的是，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必须与货币政策匹配，形成政策的组合拳。如果只是货币政策频频发威，而财政政策僵持不动，那样，宏观经济的调控的功效必然要减低不小。

如果说货币政策的释放是一视同仁的话，那么，税入可以区分对象，分向发力。税率的高低增减可以调控阶层收入、调控企业行为，从而更精确地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因此，于国家丰富调控手段而言，于国家提升调控的效率来看，税收都不能只升不降，有升有降才是合理的经济界面。■高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