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怒和宋志是同班同学，两人同时报考了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粤语专业。奇怪的是，文化分高出最低录取分数线62分的彭怒却落榜；而文化分刚好达到最低录取分数线的宋志却被录取。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广东省招生办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招办副主任表示，此举“做法不妥，但不违规”。（《南 方都市报》7月29日，30日）

随着相关信息的披露，这起“高分落榜低分录取”事件也逐渐明朗，结果没有出乎人们的预料：被低分录取的学生是其所报考的广州×大学艺术系一名教职工的儿子，该校也坦承：存在“关系生”。然而，与校方的“教工在学校工作几十年，招收其子弟也是应该的”无理狡辩相比，省招生办负责人的表态更让人无法容忍。

什么叫“做法不妥，但不违规”？这对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力提出了挑战。本质上，招生工作是一项以国家公信力为保障的政府行为，无论是程序还是结果，都理应体现出公平、正义的底线原则。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招生领域也是潜规则横行和腐败易生之地。因而，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必须有一套严谨而清晰的规则来对权力和权利进行归置，以保障学生的利益，约束行政权力。对于一个具体的招生行为而言，要么违规，要么不违规，没有“做法不妥，但不违规”中间选项。即便有，标准也不能由招生办副主任的随口一说而定。

事实上，此事违规本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该校招生简章写明：该专业“文化成绩占60%，术科成绩占40%进行核算，合成一个总分后排名录取”，未提到“综合素质”“综合考虑”等要求。而广东省从2005年开始实施阳光工程，也明确规定“在本科层次以上的录取中一分不降，谁都没有照顾。任何教职工子女都没有优惠。”在白纸黑字和明文规定摆在眼前，“低分录取高分落榜”如果不算违规，那什么算违规？

“做法不妥但不违规”的表态，最大的妙处在于：谁也不用为这件事承担任何责任。如果违规，必然有人逃脱不了干系，但只是“不妥”，改正了就好。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荒荒诞的解决方案：省招办建议，要么将低分的最后一名剔除出录取名单，要么将分数在他以上的同学全部录取。广州某大学最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在原计划招30名学生情况下，增加了9个生源计划。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难道就是省招办特意埋下的伏笔？

只是，谁来为公信力的透支买单？谁来解释教育资源为何像某些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一样，被如此随意地被配置使用？谁又能将这其中的诸多疑点说个清清白白？一个并不高明的文字游戏，将“教育公平”玩弄得体无完肤，这或许就是教育问题屡屡被置于风口浪尖的原因所在：没有对职责的坚守，没有对制度的信仰，没有对权利的尊重，没有对权力的敬畏，任何一个领域都会一地鸡毛。（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