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柳五

    从2005年开始至今，我省已经连续三次向下“放权”。到目前为止，省直机关60%以上的行政审批权已经下放。

    在素有威权主义治理传统的中国，放权一向是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涉及到权力的分配问题。对于上位者而言，放权，意味着自己手中掌控的权力相对减少了，那么，附加在权力之上的利益也就流失了。而最关键的是，权力的减少，也意味着控制能力的削弱和地方自治能力的壮大，不利于一盘棋 式的整体布局与规划。所以，在君权专制的时代，放权一向是国家的动乱之 源，是中枢权力机构要极力避免的。而今天，我们提倡放权，则是因为经济发展与建设现代有限责任政府的需要。因此，此轮放权，更是“继续解放思想 推动吉林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我们的系列评论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地解放思想，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释放积极性、创造性的过程。而这从利益角度来表述，实际上就是个放权的过程。控制越小，越能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不是个深奥的道理。从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到开放开发沿海城市，到近年西部大开发，甚至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相对来说，吉林省的实力与发达地区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我们却被同时卷入了国际国内的经济竞争与分工体系，要在这样的态势下崛起，及时捕捉市场上稍纵即逝的机遇，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政府治理，就尤为必要。

    但是政府审批权力的过于集中所造成的行政审批环节的拖沓，各部门之间的山头主义，以及权力寻租等等，恰恰都是与我们所期望的政府治理局面背道而驰。同时，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一些领导干部，或出于传统行政权力实施的惯性，或出于对权力与利益有意无意地追求，将不应管的事情管得太多、太死，既导致行政成本过高，同时也是对权力边界的僭越。由此，放权本身就构成了思想解放的内容之一，意味着政府对于自我的革命，更是发展的大势所趋。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行政审批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此价值导向下，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政府管制的方式来维护公共利益；一种是通过规范服务的方式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根据经验我们也不难发现，政府有时也很容易偏离维护公共利益的航向，以至于不得不通过行政改革来重新校准方向。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政府在性质上是管制的，在方式上是管理的，而解决的出路就在于从管制向服务转变，让政府在性质上和方式上转变成服务型的政府。

    基于上述，在放权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要加强对行政审批的改革， 在强化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下，对行政审批项目进行清理，对那些管制取向的行政审批项目予以废止和修改。如此，放权的意义才是圆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