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忠孝

    不经意间，我家过去用的粮油供应证（俗称粮本儿）成了“历史文物”。能保留这本“文物”，得感谢母亲。母亲一生中什么都舍不得扔，经常压箱底儿。保留的粮本儿起始于1984年4月9日，最后的日期是1991年7月10日。以前的粮本儿都因为填满了内容，被粮食供应店收回了。

    粮本儿的外皮是那种叫“马粪纸壳”做的，上半部是“毛主席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下半部是“城镇粮（油）供应证”字样。

    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6年，人们穿的、用的比之以往有了变化，其它的还都是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原有路径在走。粮食、煤炭得凭证，木头■子凭票，肉凭票，副食品凭票，抽颗好烟（迎春、大生产之类）、喝瓶好酒（榆树大曲、德惠大曲、怀德老白干之类）得有“批条”。那时候能抽上“中华”、“牡丹”、“群英”、“凤凰”、“新吉林”的，喝上“茅台”、“五粮液”和“榆树大曲”的，绝对相当于现在的大款。

    父亲去世早，家里就我们娘俩。母亲的粮食定量标准是每月13.75公斤，我是学生，每月的定量是17.5公斤。1984年每人每月的粮油供应分类标准是：面粉4.5公斤、大米0.5公斤、小米1公斤、豆油0.25公斤，高粱米、苞米■子不是每月都有，剩下的全是苞米面。只有在过春节时，粮本上才能增加3-10公斤黄米、2公斤芸豆，用于各家蒸粘豆包，还有每户0.25公斤香油。每年的4月，还给每人供应2公斤黄豆用于下酱。这与以前相比，已让人非常满足，每月每人50克豆油、1公斤面粉的日子人们都过过。直到1990年11月，豆油增加到每人每月0.5公斤，到1991年6月又增加到0.75公斤。供应粮油的价格挺便宜——面粉每公斤0.37元、大米每公斤0.33元、小米每公斤0.24元、豆油每公斤1.6元。

    那时供应的粮食基本不够吃。可能因吃的东西油水太少，人们的饭量很大很大，一顿吃四五个馒头、两海碗（相当于现在的汤碗）米饭是家常便饭。母亲很会过日子，粮本儿上月月有节余。

    1984年8月，因为我考上了吉林大学，此后的粮本儿上，只有母亲一个人的供应量。翻开粮本儿，就能看到一位慈母是如何节衣缩食供儿子上学的。每逢节假日回家，邻居赵姨、马姨都会“举报”母亲——每天都是苞米面饼子、苞米子粥就咸菜。看看粮本，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只有我回家，白面、大米才会买回家，平时都“攒”起来了！只有我回家了，母亲才能过个“大年”，能吃上饺子，烙几张饼，焖上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家里养了几只鸡，下的蛋全埋在米柜里，等儿子回来“摊黄菜”……

    1991年以后，我家再也没用过粮本儿。长春的农贸市场非常繁荣，想吃啥就有啥。当冬季来临，家里不用储藏土豆大白菜，还能吃上黄瓜、豆角、茄子、蒜薹、西红柿、西兰花、荷兰豆时，母亲总是心满意足地说，养个好儿子，摊个好时候，还能多活几年。

    母亲驾鹤西去那天，我在清理遗物时才发现，母亲把抽屉柜子收拾得很干净，似乎早有准备。抽屉里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我跟母亲在净月潭照的照片（母亲一辈子没照过几张像，这张算是最好的）、一个就是粮本儿。翻开粮本儿的最后一页，那里赫然标示着：面粉存量114.5公斤、大米56公斤、其它643.25公斤……

    母亲不在了，那个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但给人留下的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