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学

在十一届人大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用很长一段篇幅讲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提出了继续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七项对策，并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见2009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节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社会制度转型、七十年代末经济体制转轨之后的我国第三次重大变革，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一跃升为世界第三位。但是勿庸讳言，我国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缺乏科学统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存在着统筹发展不到位的问题，即过度关注GDP增速，忽视GDP的构成和质量；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种忽视结构优化、效益增加、过程可持续和成果共享发展思路，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无法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国际市场。我国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增长方式，带来了与国际市场过度“接轨”的风险。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必然因为出口的下滑落失去平衡，这次金融危机已使这种弊端不可避免地显现；三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长期以来，我国走了一段更多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的发展之路，这在工业化我国发展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的增长方式，致使我们缺乏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产品，其结果是必先会在全球竞争中逐步处于劣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世界现代化进程锤炼的历史经验。近300年的世界现代化史，就是一部发展方式的更新史。英国依靠工业革命转向工业立国，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成为跨越两个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美国重视科技发明，信奉“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以不断创新的方式增强综合国力、巩固超级大国的地位。相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起飞一些拉美国家，由于未能在收入分配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及时转型，使人均收入始终未能突破6000美元的瓶颈。同样，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高速推进中，却忽视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使一个个“超大企业”缺乏创新活力，陷入了“日韩困境”。在发展方式上不进则退，这条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理念。

一场国际金融危机，给了世界一副清醒剂，许多国家把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纳入自己的发展战略，使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悄然涌动，这是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前奏，必将影响“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力量对比，重构全球的经济政治版图。因此，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有利于跟上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步伐，而且关系到我国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关系到我国能否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

中科院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将遇到资源环境压力、发展不均衡等挑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现有“历史经验”走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为4%。可见，温家宝总理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现实的难题，正以期待我们各级政府、企业和公民去破解。我们完全有理由大声疾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