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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内需必须坚持综合施策

2010年08月16日  来源:中国吉林网

杨亚杰

    供给与需求是宏观经济发展两个重要指标,涉及到国家经济的平衡与稳定。供给大于需求或需求大于供给都会给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和波动。几年来,内需不足一直困扰着我国宏观经济有效调整,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心病”。一国的经济发展过多地寄希望于国外市场和投资拉动这“两驾马车”,不仅是不安全的,也是难以长期持续的。我国经济“内需”这驾马车力量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治理或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一、要解决“不愿消费”的问题,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消费观念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必然产物。所以说是“必然产物”,是因为存在着三条“永恒的定理”,即“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益趋减”和“流动偏好心理”。这“三个定理”,往往伴随着市场经济而产生,相伴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其结果是“内需不足”,必须运用政府力量对经济实施干预。应该承认,“资本边际效益趋减”和“流动偏好心理”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每一个人总喜欢随身带些货币在身,但“消费倾向递减”则中国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内需不足除了其共同的原因之外,还有其自己独有的特殊原因。一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发展而来。而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是“短缺经济”。所谓“短缺经济”就是全社会的普遍供给不足,资金流动性差,人们在生活中经常处在物质少、货币不足状态。这种生活状态必然导致形成一种“惜钱”习惯,抑制自己的各种消费欲望。二是中华民族信奉勤俭节约美德,即所谓“成由节俭败由奢”。这个美德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过大地夸张节约,就无形中压抑了消费,把本来是正常的消费也往往看成是奢侈浪费。三是储蓄倾向严重,延迟消费明显。对于一些中国人,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的中国民众,把钱储在银行,心理就安慰,宁可储蓄也不消费,居民储蓄率高达百分之四五十。截至去年底我国居民储蓄已达26.48万亿,相当于我国四年间全国财政收入总和。正所谓“手中有钱,心中不慌”,满足了平稳安全的习惯性心理。当然,这与我国国有银行的强大地位和良好信誉也紧密相连。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内需不足相对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会表现得更加严重和突出,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引力不强。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加大对国民的教育和现代生活习惯的培养,必须让大家清楚:生产是为了消费,而且从根本的意义上讲,是为了国人自己消费,生活是为满足,而且主要是为了个人生活的满足。正常的消费不仅不是犯罪或浪费,而是为国家和人民在作贡献,是在支持企业发展,如果离开了对美好生活的不断升级追求,我们的生产就不需要升级换代,不需要跨越式发展了。

    二、要解决“不敢消费”的问题,建立健全广覆盖、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说“不愿消费”是观念问题,那么“不敢消费”是体制问题。人的一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会遭遇各种不测或灾难,也必然要走向衰老和死亡,应付各种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生活,必须要求在年富力强的时代做一些提前准备和资金储蓄。“攒钱防老”不仅是多年传统,亦成为众多普通公民的习惯。多年来,我国社保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但我国社保领域还有不少问题:一是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落后,缺医少药状况突出,多数地区还基本停留在家庭保障。因此,农村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还远没有启动起来,从1978年到2007年居民消费比重中农村居民降至25.6%。农村居民消费偏低,当然首先是农村居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收入,但与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低于城市保障水平是有紧密联系的。二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运营机制和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覆盖范围窄,统筹层次低。三是城乡各类社会保障政策和标准逐步衔接配套措施还有待完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老龄化、城市化进程和就业形势多样化的要求。

    只要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人们就永远无法放开手脚,放心地去消费,不解除消费方面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人们就必须把即期消费后移到应付各种风险和老年之时的方向及阶段。由于消费观念及社保问题,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并严重偏低。消费率从1981年的67.5%下降到2005年52.1%,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70%—80%的水平。我们鼓励理性消费,积极倡导现代消费,当然并不是要求人们“挣两个、花三个”的消费,也不赞成“有今天、没明天”的非理性消费。而是提倡合理消费,适时消费,适度消费。社会保障制度关系到即期消费,收入稳定预期又可引导超前消费,不在这两个方面打好基础,消费市场终究是难以活跃起来的。因此,国家必须加大保障工作力度,这既关乎消费,又关乎民生。只有广覆盖、高水平的社保制度完善起来,才可能真正使“消费”松绑,使“货币”解放,使“享受”放心。

    三、要解决“不能消费”的问题,全面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消费不足说到底是人们手中钱少,无钱消费终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民消费额等于居民消费收入×居民消费意愿。消费意愿再强,消费收入不提高,消费额度也是无法增大的。在居民收入方面,我国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偏低,近些年占比持续下降。上世纪八十年代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为51%,九十年代占比为46%,进入21世纪为38%,2000年到2008年由46%下降到35%。由于收入占比降低,明显导致居民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比例下降,政府消费比例上升。1978年,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为:居民78.6%,政府21.4%;到2007年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为:居民72.7%,政府27.3%。二是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从1986年的l.86∶1扩大到2008年的3.31∶1。全国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4,近年来又有扩大趋势。这种收入差距已接近或高于国际公认的0.45的警戒线,不仅在政治上是不利于稳定的,在经济上也是不利于消费进而推动发展的。分配差距拉大,在消费方面就出了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是“有能力,没意愿”,高收入者各种消费基本满足,处于持币观望状态;另一方面是“有意愿,没能力”,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有消费要求,但苦于囊中羞涩。三是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存在,也使一部分消费市场陷入“盲区”。截至去年底,我国还有3598万贫困人口,他们人均收入不足1196元,这些贫困人口处于刚刚满足温饱状态,在丰富而庞大的消费市场面前无能为力,他们有强烈的改善生活境况的愿望,也有迫切增加消费需求的想法,但远远无法实现。上述事实表明,解决分配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当前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提高内需水平,繁荣城乡市场的关键环节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过多地关注了改革和发展,下力气解决了经济发展层面问题,供给能力显著提高,经济总量不断加大,更加注重了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这些方面无疑是正确的,没有祖国的强大和经济发展,一切事情都无从谈起。但相对于分配领域的研究和关注显得不够,有所忽略“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国强是为了民富,发展是为了生活,这个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我们支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更期盼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从政治意义上讲,要实现共同富裕,从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加内需的要求上来说,也必须下决心解决分配不公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问题。这既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也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改革开放的长期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站在政治和经济的两个层面来研究和对待这个问题,真正下决心把分配领域的问题抓好,把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扭转过来。

    四、要解决“不便消费”的问题,创造更加宽松和良好的消费环境

    具备消费意愿和能力之后,还要创造一个方便及时有效的消费条件,使“钱”能花得出去,花得方便,花得放心。几年来,我们实现了“千村万店”工程,实施了“家电下乡”政策,消费条件和环境有所改善,但是仍有一部分管理问题也影响着各种消费的实现。在一些地方,仍然有钱买不到货;在一些时候,仍然有钱担心货的质量和服务不到位;而且就总体而言,消费结构还不够合理,消费层次偏低,消费品种单一,消费领域较窄。持币待“货”的现象,虽然不能说是普遍的,但也不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承认,这些年汽车、住房消费已经比较好地实现了,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相比而言,文化消费、精神需求、家政服务等高领域消费还远远没有得到更高水平的发展。旅游市场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认真研究消费领域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继续实施好促进家电、汽车、节能产品消费的政策措施;健全城乡流通网络和服务设施,启动“送电下乡”工程;发展网络购物和信用消费;加快发展旅游业,规范和净化旅游市场,支持社会资金参与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和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促进旅游、文化、健身等消费需求。

    全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大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既关系到当前发展,也关系到长远稳定。要从政策层面入手,从收入这个基础问题抓起,从改革消费观念上去突破。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努力使人民群众更多更广泛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使供给和需求更好更全面地实现平衡。

(责任编辑: 王爱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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